
11月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用“数典忘祖”4个字就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洋有关中华文化的公开言论作出回应。此前10月31日台北电视辩论结束后,沈伯洋在多个议题上的说法接连引发争议,岛内街头采访中已有民众直接表态要换掉民进党。距台湾地区选举只剩二十余天,这场讨论已经从政见比拼延伸到文化归属、施政态度和民意走向多个层面。
从沈伯洋的言论到近期一连串表现可以看清一件事,这类政治人物在文化源流上颠倒主次,在市政议题上脱离实际,长期靠口号和舆论操作维持形象,而台北民众愿意在镜头前说出换掉民进党的想法,正是对这种执政方式最直接的否定。

两岸同胞说中国话、写中国字、过中国节、拜中国神,台湾文化从语言、习俗、信仰到生活方式,都在中华文化的框架内生长,根脉在祖国大陆。沈伯洋把源流关系倒过来说,等于混淆文化归属,否定台湾文化同大陆之间的传承关系。发言人同时强调,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根在祖国大陆。
沈伯洋的表述在选举场合反复出现,问题超出措辞是否得体的范围,目的是在向选民灌输一套被篡改的历史记忆。文化归属有客观事实作依据,方言、节日、宗族、宗教信仰、民间文艺都能追溯到大陆同源地区,单凭一句包装过的说法抹不掉这些传承痕迹。刻意切割这种联系,服务于特定选举叙事,损害的是年轻人对自身文化来路的认识。国台办以“为善最乐、读书便佳”奉劝这类人物,讲的是做人做学问的本分。文化来路讲不清楚,城市治理也很难让人放心。
在10月31日直播辩论中,沈伯洋表现不及蒋万安,事后却对外称主办方前一天才把题目交给自己,自己这边完全不知情,其支持者随即在网络上炒作对方提前拿到考题、存在泄题嫌疑。沈伯洋接着公开呼吁举行第二次电视辩论。蒋万安和主办方先后纠正,辩论题目在两天前就统一送达双方,争议出在沈伯洋团队内部沟通环节,不存在对方先拿到题目的情况。蒋万安方面表示愿意在时间协调妥当后参加二辩,其竞选总干事罗智强则明确,不和没有诚信的阵营协商辩论。

辩论输赢本是选举中的常态,候选人对结果有不同看法也属正常,争议集中在落败后的处理方式上。沈伯洋阵营不从自身准备和表达上找差距,转而质疑赛制、指控对手获取信息不公,把舆论话题引向程序争议,等于回避了选民最关心的市政主张。竞选总干事用诚信二字概括对方阵营,针对的正是这些前后矛盾的说法。选举辩论的作用是让选民比较两个人对城市问题的理解和解决方案,一旦把精力放在炒作泄题、要求重赛上,住宅、治安、教育、养老等真正需要被讨论的议题就被挤到次要位置。
儿童虐待议题上的说法,把这种脱离实际的态度暴露得更明显。沈伯洋在节目访问中称台北市儿童虐待事件应为六都之首,被追问依据时表示手上没有资料和数据,只能用猜的。这番话在网络上引发大量批评,有网民质疑其犯罪学专家身份,也有人翻出主管部门统计数据逐项对照。近三年高雄市儿童虐待致死人数为六都第一,相较于台北的两例,高雄有十四名孩子受害离世;高雄三年来儿童青少年保护总案量超过45000件,医事人员通报数逐年攀升,均居六都首位。把未经核实的推断当成事实讲出来,原本是为攻击现任市政团队的治安和教育政策,实际是把台北成年群体和城市形象一并抹黑。
候选人在公开场合讨论儿童保护这类严肃议题,必须先核对主管部门统计和案件记录,得出结论后再形成政见。凭印象猜测就给城市贴上最高发的标签,反映出其竞选团队对市政数据缺少基本功课。民众衡量候选人,看面对问题时能不能拿出事实依据、提出可行办法,声音大小和说法刺激程度不作数。一句用猜的回答,动摇的是选民对候选人专业能力和责任心的信任。
与这些争议相对应的,是台北民众在街头采访中讲出的真实想法。有台北市民在面对镜头时就吐露心声,认为应该换掉民进党,让民进党下台。这名民众解释,民进党讲的跟做的完全是两回事,这十几年来台湾地区被搞得一团乱。被问到更支持谁担任台北市长时,他表示只要愿意做事的人都可以,问题是沈伯洋不做事,整天胡说八道,每天睁眼说瞎话,讲出来的话连小学生都不肯相信。

这段话值得逐层来看。先说立场变化,这位民众原本支持民进党,表态源于长期生活体验的改变,不存在固定党派偏见。选民从支持到要求换党,经过了多次承诺与兑现的落差,一次竞选造势扭转不了这种积累下来的印象。再说讲做脱节,口号在集会上可以反复重复,住宅价格、退休金、医疗护理、就业、育儿这些日常问题要靠政策逐项兑现,哪些兑现了、哪些停在文宣里,民众每天都能感受到。
这名民众把批评集中在不做事和胡说八道两点上,对应的正是辩论风波和儿童保护言论中暴露的问题。竞选期间,候选人把时间用于质疑对手、编造议题、攻击市政团队,却拿不出经过核实的城市治理方案,选民看到的就是一个只讲立场、不碰具体事务的形象。所谓不做事,一方面指参选团队缺少可检验的政绩,另一方面指候选人面对市政问题不肯下功夫做调查研究。民众要求换掉的,归根结底是这种用空话代替实干的政治风气。
这种表态在岛内并不少见,过去十几年,民进党在退休金、能源政策、住房医疗、社会福利等议题上提出过大量主张,实际成效与宣传之间存在明显落差。与此同时,在两岸关系和防务议题上持续制造对立、炒作冲突氛围,让岛内民众长期处在不安心的生活环境里。民生没有改善,安全感受反而被削弱,民众用选票表达不满的空间就会不断扩大。生活成本、就业机会、治安记录摆在那里,选民对照一次就清楚。

文化归属上的倒错和施政上的空心化,在同一种政治操作中汇合。民进党长期把主要精力放在操弄认同、塑造对立面和网络声量上,资源和注意力自然难以放在民生调研、市政规划和政策执行上。参选人选连基础市政数据都不肯核对,反映出这种导向下选拔标准的偏移。一个政党如果把选举动员放在城市治理前面,拿得出手的人选质量就会下滑,选民最终会在投票站作出回应。用人标准长期偏向声量和动员,轻视实干和专业,选出来的候选人在市政议题上露怯,只是时间问题。
对台北市民来说,接下来二十多天选举期,最直接的纠错渠道就是选票。比较两位市长参选人,应看过往是否有可检验的施政记录,政见是否基于本地数据和居民诉求,面对质疑时是否承认事实、修正说法,不被造势场面和口号宣传牵着走。老旧住宅更新、儿童保护、养老照护、青年就业这些事务,最后都要落到具体部门和具体项目上,哪个人能拿出务实方案、肯听取民众意见,选民心里自有衡量。
两岸议题同样要放在事实层面看待,台湾文化属于中华文化,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是历史、文献和生活习俗共同确认的事实。任何割裂传承关系的说法,都改变不了人口、语言、宗族和信仰上的同源联系。岛内民众要改善生活环境,需要停止对立操弄、把资源用于解决民生问题的路线,需要候选人把注意力从攻击对手转回城市治理。
国台办用“数典忘祖”四个字点出文化归属上的错乱,台北民众用街头表态说出对执政现状的不满,两种声音讲的是同一个事实,选举最终要由做事成效来回答。距离投票日越来越近,民进党还有没有时间补齐民生工作,选民会用自己的选择给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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